最近，有一位奇葩玩家出名了。
事情是这样的：在《极限竞速：地平线3》的贴吧里，出现了一个玩家“炫耀”退款导致人人喊打的帖子。
该玩家在玩腻了《极限竞速：地平线3》后，他竟然选择向微软申请退款——微软中国没有接受这种无理要求。但是该玩家并不甘心，随后他利用退款程序的漏洞更改自己所在服务区到美国，然后重新要求退款，并最终得逞。
按说，这种投机钻营的行径没必要到处炫耀，奈何这位玩家将他的“英勇事迹”还引以为傲，特意到网上发帖炫耀，甚至号召其他玩家也来效仿他的“诀窍”。
尽管该玩家此举遭到了大多数围观群众的反感和抵制，但他始终坚持认为这是微软退款服务的问题，他只是“合理地”利用退款程序的规则而已。
如此将一个极为人性化的政策无情摧毁的行为很快就有了报答：此次事件之后，微软中国区的退款政策被迅速修改，以至于有玩家曝出自己因游戏版本购买错误也再无法享受正常的退款服务。大多数玩家最终成为这个恶性事件的受害者。
微博声讨之声此起彼伏，这种谴责的背后或许就是希望
这位玩家的行为并不是个例，事实上，我们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报道，比如有部分人利用亚马逊的无理由退款条款，在收到货物的情况下以破损或者丢失等理由要求退款（且不退货），迫使亚马逊修改了针对大陆的售后政策。也有人利用京东退换货的“宽松”，大量退换二手产品，更有甚者，购买高端CPU之后替换为低端的CPU进行退款牟取暴利等等不一而足。
结合到生活之中这种例子更是屡见不鲜，比如无人服务的餐厅因为大量白吃白喝情况倒闭，某地“分享食物”计划提供的免费食物一上架就被哄抢一空……
有时候，我们的确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现象屡屡发生，关于道德这个主题也实在太大太沉重，所以这里只就几个问题和大家做个简单的交流。
道德的标准是相对的
人的道德水准是随着不同情景的变化而波动的，一个人食不果腹和衣食无忧两种状态下的道德水准显然不同。那么，什么时候道德水准会高？什么时候道德水准会低？这显然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经济学角度考量，人是利己的动物，平均收入越高的人，道德尺度往往会高一点。因为他的名望、地位、财富已经牢牢的绑在一起，如果要让他们违背公认的道德底线，那所带来的利益一定要能远远超出他因为背德失信的损失——显然，免费食物，那些标错价格的网购产品还远入不了他们的法眼。
同样，对多数人而言，对不同事物的道德选择往往也源自他对这些事物了解和重视程度，有些人对慈善事业极为热心，但在私德上有所亏欠，那这个人的道德水准是高还是低？
所以，单纯的以少数事件来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准是不客观的。
就中国的游戏、音乐、电影等行业来讲，盗版问题很严重，甚至还有形形色色的如上文所述的“奇葩”不时跳出来刷新我们的三观。那是不是可以认为中国玩家/观众/听众的平均道德素质很低？
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目前中国版权（盗版）问题为什么如此泛滥，笔者认为主要还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国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是否足以负担这些“无形产品”消费品。
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农村居民11422元，全体国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我们姑且不考虑收入“被土豪平均”的情况，也不考虑城乡收入差距，就以22000元的年收入论，一个月1800余元的收入扣去衣食住行，你还舍得花钱在游戏上吗？也许他们在生活中尊老爱幼，见义勇为，可面对自己强烈的娱乐需求和空空如也的钱包，再加上宽松的环境（法律惩罚，舆论谴责等），使用盗版顺理成章。顺便一提，学生党作为游戏群体主流人群，虽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主要是家庭）来获取“收入”，但为了玩游戏跟家人开口这种事总是难以启齿的，自然，在关于是否使用盗版这种事上，多数人也羞于以“我是穷B”为理由替自己辩护。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为使用盗版辩护的理由，但基本看不到“我穷我有理”。
第二，对这些依赖脑力创作的“无形产品”是否认可。
游戏/音乐/电影这些商品和传统工业化产品的不同在于其“无形”属性，对多数人而言，他们能接受为一件衣服付费，因为穿在身上又美观又保暖，为一顿饭付费因为要填饱肚子。但为一首歌，一张薄薄光盘里的游戏（现在甚至连光盘载体的游戏都没卖了）付费，很多中国人实在没这个概念。这倒不是国人特有的问题，事实上多数农耕文明都有这样的问题，反倒是古希腊这样的商业文明，因其土地贫瘠迫使当地人只能以贸易的方式来获得必须的生活物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建立最基本的契约精神和互相诚信的共识（这些都是无形的），才能确保这种商业活动能够有序健康的维系，从而支撑整个民族的生存发展。
所以，西方文明的契约精神（版权意识）是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才融入到大多数西方人骨子里——其后才谈的给无形之物，尤其是给予知识、思想、精神、时间这样的无形物充分的尊重和价值认可。即便如此，在西方各国崛起的过程中，一样也充斥各种不尊重知识产权的山寨发展史（现在最好的软件注册程序都是老外搞的）。
2015年国内付费的单机游戏总销售额不过1亿余元，对比5亿多的玩家群体，总计1400多亿的市场份额，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对中国当下的现状，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认识。对本文开头这位恶意退款的玩家，我们也要理解（但不接受）他占便宜的心理——贫穷也是一种专制，他的眼界思维已经被局限在这个圈子里了。
道德是律己而不是律人的
最近几年网络上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叫“道德绑架”，比如“逼捐”——在某些天灾之后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些网民在有钱的名人微博下留言，要求他们捐款。理由无非是有钱人赚到的钱都来自社会大众，捐钱做慈善回馈社会是应有之义（捐少了还不行）。
还有公交车是否应该让座，碰到路人（尤其是老人）有困难是否应该帮助等各种各样的道德情境拷问。一些媒体对此推波助澜，尤其喜欢推送某些容易吸引眼球的涉及道德的社会新闻，从而激起民众的道德感，如果能引发一场舆论风波（对媒体）就更好了。
对此，很多网民认为他们这是“伸张正义”或“替天行道”，其隐含的意思无非是：虽然法律治不了你，但是我们一人一口唾沫都能喷死你（当然，更进一步的恶劣行为就涉及违法了）。在这背后，还隐藏着许多人都不解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些道德问题呢？
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是：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在此之上的道德之所以不做强制要求，是因为它违背了人的天性又或者社会发展还未达到这个阶段，只有当某些道德标准成为全民共识的时候，它才具备成为法律的基本条件。
比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问题，如果身处在一个环境极佳，整洁卫生的城市里，你自然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在这个前提下，立法禁止乱扔垃圾/吐痰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因为违法的人少，执法的成本自然也低。反之，如果在一个脏乱差的城市里，这样的立法实际上就是和这个城市的绝大多数人对抗，你需要多少执法者才能杜绝这种现象？而且，立法处罚的轻重也是问题，如果从重从严，那得建多少监狱/看守所？如果从轻处罚——哥们，你罚的这些款够支付这么多执法者的工资吗？
对应到游戏/音乐/电影领域，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盗版用户来自天南地北，下载盗版的网站/服务器什么国家都有，用户坐在家里轻轻一点即可完成，违法成本实在太低。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执法人员怎么查？千里迢迢从电信运营商，服务器管理机房，版权方等机构企业来回取证，就因为你下的十几部盗版电影/游戏？就为了把你抓起来关个把月，罚几千块钱？这还不够办案的开支吧。
所以，你可以对自己个人的道德修养提出很高的要求，但不可以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这一点在网络名人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们的道德下限往往就是普通人的道德上限。多数网民总是拿道德完人的标准去衡量名人，这其实也是一种“道德暴力”。
也有读者会问：那这样一来，盗版问题的解决岂不是遥遥无期了？
并非如此。
每一次针对社会热点事件的道德拷问，每一次针对背德事件的道德谴责，每一次针对两难争议的道德选择（比如吃狗肉，扶老人），其实都在潜移默化的提高我们的道德标准。从这一点上看，上文所述的那些“奇葩”事件也不是全无好处——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网民都持批评态度，这实际在向每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人传递这样的一条信息：在这条路上，我们并不孤单。
当然，环境的改变有时候也不能只靠每个人道德水准的提高，某些情况下，外力也可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笔者在读书的时候，用的是盗版操作系统，玩的是盗版游戏，读盗版小说，看盗版电影和电视剧。
然后，出于更好感官享受，笔者开始买票进电影院，尤其是3D电影的出现使电影院观影感官明显超越观看盗版；之后因为某些小说（尤其是实体书）获取盗版不易，笔者开始尝试购买一些优秀的正版小说以示对作者的支持；再接下来，因为游戏反盗版技术日益成熟，使得某些游戏的破解往往滞后很长的时间（甚至根本玩不到正版），或者需要非常繁琐和复杂的破解流程才可以玩到，所以只能购买正版游戏——这个过程随着免费游戏大行其道，被坑得苦不堪言的我也日益成为坚定的买断制游戏支持者。
你瞧，如果现在盗版还是那么容易获取，那么即便笔者收入已经足以支持正版的消费，恐怕也缺少足够的“驱动力”去主动使用正版。只有外力的作用，观念的变化和道德约束多重作用下，才能推动用户开始尝试为正版产品付费。而这种付费行为反过来又会对用户的道德标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你为这个产品付费了，你会天然的敌视那些不付费的使用者）。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道德/理念只能通过用户自主的选择之后才可以对其本人产生影响，有些人就是要用盗版，哪怕付出数倍隐形成本也不在乎（比如时间成本等）。对这样的人，你认为应该通过什么方法才能让他道德水准提高？单纯谴责，批评？更进一步的逼迫乃至暴力？那这与私刑何异？
改变世界，用行动投票
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愿景。
中国的游戏行业在2015年就拥有超过1400亿市场规模，今年很可能达到1600亿，对一个拥有超过5亿的用户的市场，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愿意购买正版，这就是一个超过5000万用户的潜在市场，如果有一半的人愿意购买正版，2.5亿的用户规模堪比欧美主流游戏群体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感到乐观？
到那时候，我们玩到的3A级大作不会只是以西方人为视角，以西方价值观为主流，我们会玩到更多优秀的武侠，仙侠游戏，有更多基于中国人智慧和创新玩法的游戏。
这一天终会到来，唯一的疑问在于：到底要多久？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更大的时间尺度来观察中国社会。
5年前，中国用户还被吐槽手机应用付费率低下（尤其是苹果手机），而现在，仅手机游戏就创造了超过400亿的市场规模，虽然多数是免费网游，但至少证明除了传统的游戏玩家之外，因智能机而接触到游戏的这批新生代玩家已经能接受为“无形物”付费了。
10年前，是否使用盗版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诸如“我们的版权费已经在八国联军时期就交过”这样的言论还颇有市场。而现在，使用盗版已经公认为一个不道德的行为，不时出现的为盗版行为“洗地”的言论已经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20年前，我们还在认为“领导特权”天经地义，进入体制内成为许多人终身奋斗的目标。
30年前，改革开放不久，车匪路霸骗子横行（那可真是明目张胆的拦路抢劫），而现在呢？我们已经在讨论“见义勇为”是否应该立法了。
再早一点，到建国之前，人口是可以公开买卖的，而现在，一个走失孩童就能牵动全国民众的心。
更早一些，亲人之间泯灭人性，饿殍遍野，易子而食……
所以，我们能坐在这里谈“道德”，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了（想想以前都是什么样的人能发出关于“人心不古”的感慨）。
那么，为什么我们主观的感受自己身处的时代道德水准相比过去没有提高呢？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网络的兴起使信息传播速度大大提高，在过去，身边发生的新闻往往只能在一小块区域传播，只要传统媒体不报道，多么骇人听闻的新闻都不会有人知道，而现在我们在网络媒体，论坛，社交媒体上能看到的新闻是过去的千倍万倍，自然我们接触到这些负面新闻的频率也就大大提高了。
第二，遵守道德的成本在提高。我们国家的法制体系建设的速度是远远慢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使得很多新产生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比如，老人摔倒扶不扶这个问题是道德问题，可是衍生出的老人讹人就是法律问题，这种涉及道德和法律，中间还参杂社会保障等多种因素的问题，要解决就相当棘手。在政府暂无可靠解决方案之前，就普通个体而言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减少不必要的风险——自然，在旁人看来当然就是道德滑坡的一种标志。
立法的滞后在新兴行业尤其常见，比如游戏行业（网络游戏），用户的虚拟财产算不算私人财产，受不受法律保护？如果算私人财产，那么游戏公司的用户协议里面明确说明一切数据所有权都归游戏公司所有，这是不是有冲突？这种虚拟的财产价值又应该如何界定？如果不算私人财产，那么盗号和欺骗行为是不是就不用受惩罚了？
第三，一个社会的平均道德水准毕竟只是一个平均数，在我们以为全民道德水平提高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刷新我们道德下限的新闻。这一点西方发达国家也无法幸免，比如2015年英国就发生过一起轰动全国的事件：92岁老人奥利芙·库克从16岁开始行善，坚持了70多年的时间，然而其晚年生涯饱受慈善机构劝捐和逼捐之苦（每月平均达260次），甚至她在罹患重病时连看病钱都付不起，最后在无穷的压抑和痛苦中她选择了自杀。这事情可是发生在“绅士之国”的英国啊，难以想象吗？可是它就是发生了。
同样，在“贪便宜”这个问题上，东西方民众并无区别，比如以育碧、EA等游戏开发商提出单机游戏在线验证机制时引发的舆论谴责和抵制，再比如微软在XBOX ONE发布之初考虑禁止二手游戏买卖（以此增加游戏销路），结果引发的轩然大波。
可以看到，就人性而言，自私、贪婪、虚伪等负面情绪是不分国度不分人种的。区别在于是否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对人性恶的一面进行扼制。而制度需要依靠良好的法律和公正的执行来构建理想社会的框架，这又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道德底限为基础。
所以，每一个个体的“道德”标准越高，我们距离自己心目中那个理想的世界就越近。如果你觉得这种进步还是太慢，不妨在现实生活中对自己的道德要求提高一点，对一些丑恶现象的抵制力度大一点。
说句题外话，郭敬明的《爵迹》遭遇票房惨败，其实就是他长期违背道德底线最终引发的社会舆论的反弹。无论郭敬明自我宣称有多么努力，也无法抹杀这样的一个事实：在因抄袭问题被法院判决赔款及公开道歉时，他斩钉截铁的公开回应“赔钱可以，道歉绝不可能”。这种公然践踏法律尊严，践踏普通人道德良知的言行，我们除了道德谴责之外，还可以身体力行抵制他的一切作品，也可以带动周围的人一起抵制。欣慰的是，这种抵制终于看到了效果。
中国游戏行业是不是也能如此呢？
这取决于屏幕前你的选择。
如果你选择视而不见，孤芳自赏，那就是对恶的放纵，对你心中憎恶的那个世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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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爱玩网
作者：豪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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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雁飞_NG2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