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回顾：游戏机禁令的台前幕后（一）:中国游戏业多交了多少学费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谈到了“游戏机禁令”对中国游戏产业的影响，而当时社会舆论的氛围也对游戏充满偏见，随着这种影响的扩大，使中国游戏行业的发展愈发困难。本来在盗版环境下就缺乏资金投入的游戏行业，又面临人才严重断档的问题。这也为日后韩游独霸中国游戏市场多年，攫取大量利润埋下了伏笔。那么，究竟这项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什么？一篇谎话连篇抨击游戏的文章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吗？在本文中，笔者将为大家一一解读。
当我说话的时候，你听着就可以了
——话语权决定政策的走向
时间回拨到2000年，这一年中国游戏行业发生了两件大事。
《光明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电脑游戏是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以及一个月后，文化部、公安部、海关总署，以及当时的国家经贸委、信息产业部、外经贸部和工商局等七大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在对全国范围所有电子游戏场所（街机，网吧，游戏机室等）进行整顿的同时，也正式关闭了游戏机进口、生产和销售的大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游戏机禁令”。
为什么这篇文章会有如此之大的杀伤力？为什么“游戏机禁令”会推出如此之快，执行的如此迅速？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要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还得从“话语权”这个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说起。
话语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在当代社会思潮中，话语权指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
抛开这些头疼的概念解释不谈，我们可以拿一个例子来说明话语权的重要性：从前几年开始兴起的韩流塑造了一大批“小鲜肉”韩国明星，这些韩国明星打扮中性，长相俊美，由此吸引了大批国内的青少年（特别是妹子！）的热捧。在市场需求下，自然催生了大量韩国明星到中国走穴捞钱的风潮。
这其中，某些韩星不知出于哪来的文化优越感，做出了一些不尊重中国的言论或者举动（对媒体而言当然如获至宝），由此也引发了舆论的抨击。而那些青少年粉丝为偶像辩护乃至许多非理性的举动，在我们看来就更加刺眼。
所以，媒体、网络、社交软件里，我们对崇拜韩星这种行为的反感，开始通过各种负面言论不断放大，从而形成浩大声势。反观那些为崇拜韩星辩护的言论则尤为无力，为数不多的那些出格言论更是被我们放在聚光灯下，作为“崇拜韩星”（当时往往是90后00后）的粉丝都是“脑残”的证据。
当然，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可那又如何？这就是话语权，它掌握在谁的手里，谁就拥有对某件事物重新定义甚至歪曲的权力。
好，让我们回到二十年前，看看当时掌握话语权的主流人群，是怎么看待游戏这个新生事物的。
我们先从产业规模说起，从80年代末以标志性的任天堂红白机进入中国开始，到国内仿制的学习机（小霸王、步步高），再到各种街机乃至电脑等游戏载体种类丰富，游戏数量众多。这其中不乏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如街机的恐龙快打、街霸；红白机的松鼠大战、马里奥；电脑上的红色警戒、帝国时代等。
相比传统的娱乐方式，游戏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几乎是致命的。由此创造出的巨大市场需求也让当时的游戏行业成为一个热门的“朝阳产业”。
只不过，这个“朝阳产业”一开始就是以灰色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依托于游戏机厅，电脑游戏室，这些新兴娱乐事物成为那个时期最赚钱的行当之一，这其中，除了电脑硬件、街机主板以及游戏之外（部分还可以山寨），最重要的游戏多以廉价的盗版形式出现。况且，那个时期国内也鲜有企业专门进行游戏开发——最早的一批游戏开发企业直到1994年才开始兴起，而它们的受众也是以孩子和青年人为主，这就意味着这个行业的“合法”的市场规模并不大。
规模不大的行业，从政策调整的角度上看相对更加灵活，也更加有效——这也为日后政策的“迅速”出台埋下伏笔。
另一点需要明白的是，所有的政策都不是一拍脑袋就制定出台的。有人认为光明日报这篇“电子海洛因”的报道才导致随后“游戏机禁令”出台，这样的观点未免太过偏颇。事实上，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舆论对游戏产生的一系列负面事件就表达出了担忧。
而掌握话语权的主流人群子女，恰恰又和游戏的目标人群相重合——在当时，能够掌握主流舆论话语权的往往是处于社会中坚力量的这个阶层。这个阶层多以城市人群为主，相比其他群体，他们平均收入、社会地位更高一些。自然，他们的孩子就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接触到“游戏”这个新生事物。然而，和绝大多数在那个年代的家长一样，他们缺乏科学教育后代的素养（方式），在传统棍棒教育文化的熏陶下，他们对自己后代沉迷游戏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显得尤为无力。
这时候，让他们承认是因为自己“教育方式不当，教育理念的错误才导致孩子沉迷游戏”，可能吗？显然不可能，那么这种面对子女问题的无力感自然会转为对游戏这个新生事物的担忧乃至憎恨——当这种声音达到一定规模，也就形成了所谓的主流民意。
请注意，那时候可没有微博微信，QQ还不过是年轻人的时髦玩意（而且相对封闭），政府获取主流民意的渠道还是以媒体报道（主要各种报刊杂志）、来自基层各种渠道信息反馈（例如各种专家学者的调研文章，汇报）以及上级部门下基层调研等方式为主。
这些渠道的掌控者还是当时主流的中坚阶层精英分子，他们同样处于青壮年（40岁左右），同样面临孩子沉迷游戏的困扰。既然如此，从他们的嘴里怎么可能听到游戏的好话？
这时候，《光明日报》的这篇《电脑游戏是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恰恰就说中了他们内心的隐忧，同时也为开脱了他们“教育无能”的挫败感——游戏原来是毒品啊，难怪我家的孩子怎么都劝不住，不是我军无能，奈何共军有高达啊。
再看另一方，愿意为游戏辩护的都是青年甚至未成年人。以他们此刻的社会地位自然没有话语权，他们越是为游戏辩护，越是义愤填膺，在主流舆论看来就越是沉迷“毒瘾”无法自拔，这就是所谓的话语权缺失。
客观的讲，当时的游戏产业也的确存在各种乱象，比如游戏厅存在赌博机、游戏室/电脑室有黄色游戏，所有游戏场所普遍存在的非法营运问题（未办理营业执照的黑网吧，未成年人出入游戏厅等），这些都给了舆论足够的“弹药”冲游戏口诛笔伐。
面对越来越汹涌的民意，面对那些跑到文化部破口大骂甚至当场下跪的家长，作为主管部门，文化部别无选择，如果当政者不想下台的话，就必须“做些什么”来安抚这些家长。
游戏，就是最好的替罪羊。
因此，在90年代末期，文化部一边加大规范游戏市场经营秩序的力度，一边开始酝酿出台相关的整顿禁令。
综上所述，“游戏机禁令”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它的诞生必然有其时代背景。如果把在那个时代占据话语权的中坚阶层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从人性角度讲，如果一个陌生事物打乱了他们熟知的环境，造成了他们无法掌握（和接受）的后果，那么由此产生的恐惧感就会催生他们想尽办法回到（他们认为）正确的轨道上。这种舆论声势和民意诉求不是个别的优秀游戏创作者、某些读书游戏俱佳的天才少年、部分有社会影响力的企业家甚至政府官员就能够阻止的。
所以说，谈到这项政策，很多人感到痛心疾首，更有不少人把错误完全归结于文化部的问题，这种以结果推论动机的方法显然是不客观的。
有趣的是，这份《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之所以叫“游戏机禁令”，是因为它还是给中国游戏产业留了一个口子（电脑游戏）。这为2000年之后，以电脑为载体的网络游戏开始疯狂扩张，并成为中国游戏产业核心的组成部分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随着中国游戏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大，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开始陆续意识到这种新生娱乐事物的巨大潜力。于是，我们就看到有中国特色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国外游戏更严格的审批，禁止国外游戏企业在国内独资设立公司等“限制”），造就了中国网络游戏市场国产游戏占据半壁江山，催生了一大批国内游戏的企业巨头。
然而，面对国内经济形势开始变差，中国游戏市场规模增速放缓的现状。文化部不得不开始考虑开辟新的增长点来推动这个市场继续发展壮大，此时，被遗忘已久的单机/主机游戏自然成为了最佳的突破口。
因此，在各方面因素的驱动下，2014年，随着上海自贸区的成立，长达13年的“游戏机禁令”正式取消。一时间舆论欢呼期待，主机游戏行业的美好蓝图仿佛在他们眼前徐徐展开。意外的是，预期中的飞跃式发展并没有出现，和两年前相比，中国的主机游戏市场依然不温不火，这又是为什么呢？
请看下篇：游戏机禁令的台前幕后——中国主机游戏崛起还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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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爱玩网
作者：豪猪
责任编辑：
候雁飞_NG2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