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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水萍飘,莲台叶聚,卅年心事凭谁诉?剑光刀影烛摇红,禅心未许沾泥絮。绎草凝珠,昙花隔雾,江湖儿女缘多误,前尘回首不胜情,龙争虎斗京华暮。”1954年,而立之年的梁羽生在《新晚报》上为《龙虎斗京华》写下这首卷首词,奠定新派武侠之基石。

外祖父的悉心培养,令梁羽生从小打下扎实的旧学功底,尤其擅长对联、填词、弈棋


梁羽生,本名陈文统,1924年3月22日生于广西省梧州市蒙山县的一户富裕人家。陈家“聚族而居,已历数代,共有良田多顷,松山数个,家中又养猪养鸡,种瓜种菜。男耕女织,衣食无忧。”

梁羽生的父亲陈品瑞与妻子黄氏育有一男两女,黄氏病故,陈品瑞续娶刘氏,为梁羽生之生母。刘氏之父刘乃琳是晚清举人,年轻时留洋日本,回国后成为清军标统。辛亥革命后,刘乃琳跟随李宗仁,出征武汉时负伤,遂回乡隐居。

“下围棋、作对联、吟诗作赋,都得益于他的启蒙。记得那一年我才五岁。”梁羽生回忆道。

每逢冬季农闲,梁羽生便会随父母行七十多里山路,至外祖父家小住。刘乃琳亲自授以文史知识,培养他对旧学的兴趣。梁羽生八岁那年,外祖父开始传授他另三项艺业:对联、填词、弈棋,令他受益终生。

外祖父刘乃琳的悉心培养,令梁羽生从小打下扎实的旧学功底。在后来的武侠创作中,尽管他笔下的人物和情节较金庸稍逊一筹,但言辞优美,穿插大量诗词歌赋、历史典故,字里行间保持着传统文人的姿态。

从小学到初中,梁羽生的国文成绩极好,但数学成绩奇差,初一被留级重读,加之病休,他花了四年多时间才读完初中。这四年,全国局势急转直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广西岌岌可危。

广西学生军到蒙山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举办进步书报图片展,组织读书会。身为初中生的梁羽生,由此开始接触《救亡日报》等报刊,以及一批左翼作家的文艺作品,包括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乱弹》。

少年梁羽生阅读较多的武侠作品,并非当时流行的旧派武侠小说,而是唐代的传奇小说


“我以前最不喜欢照别人的意思去念书,越是禁书越喜欢找来读,瞿秋白的《乱弹》就是禁书之一。我在一位同学处借到一本,偷偷的就在上‘公民’(即等于‘训育’课之类的东西)、‘国文’等课程的时间内看完了。”梁羽生回忆道。这些左派书报成为他中学时代的思想启蒙读物,对日后的创作影响深远。

少年时的梁羽生很少接触武侠小说,家人鼓励他多读古典名著及唐诗宋词,虽未明令禁止,但并不喜欢他读“无益的杂书”,尤其是“荒唐”的武侠小说。

当时,“南向北赵”和“北派五大家”等旧派武侠作家皆已成名,其作品在民间流传颇广,但在那时的文人看来并不入流。梁羽生也读过一些,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平江不肖生本名向恺然,自幼好习武术,1920年代初创作《江湖奇侠传》,被视为旧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

“此书大体是取材自清代的乡野传奇、地方械斗的故事,加上虚构的侠客、术士,拼凑而成。一二两集还比较可观,越写到后来,越为神怪,飞剑法宝层出不穷,论艺术性是不高的。”梁羽生如此评价。

少年梁羽生阅读较多的武侠作品,并非民间流行的这些旧派武侠小说,而是唐代的传奇小说。

初二时,梁羽生开始接触唐人传奇,尤其好读晚唐时期的那些描写豪士侠客的作品,例如杜光庭的《虬髯客传》、袁郊的《红线传》、裴铏的《聂隐娘传》等。梁羽生后来创作的《大唐游侠传》、《龙凤宝钗缘》、《慧剑心魔》三部曲,将虬髯客、薛红线、聂隐娘等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相结合,自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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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一生创作三十五部武侠作品,以古典韵味自成一家,言辞优美,穿插大量诗词歌赋、历史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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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的梁羽生很少接触武侠小说,家人并不喜欢他读“无益的杂书”。直到大学时,他才成为一名武侠迷。

 

学术方面,对梁羽生影响最深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一位是金应熙


1944年,日军入侵广西,高中毕业后的梁羽生被迫返乡。适逢多位学者避难蒙山,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国学家饶宗颐等人,均借宿陈家。

“我们一家遇到大难,流落在异乡为异客,正在途穷忘绝、不知死所之际,忽有爱徒体念师生之谊。全族人居然肯接待、供养、庇荫、护卫我全家十口,卒得平安归来。”简又文追忆那段往事,感恩不尽。

二十岁的梁羽生拜简又文为师,学习历史和英语。简又文并授以行囊中之《白沙子全集》,劝他多读修身养性之学,不要溺于颓靡的诗词。

1945年,日本投降,梁羽生随简又文一家前往广州,入读岭南大学。受救亡图存之观念影响,梁羽生放弃自己擅长的文史方向,选择了化学系,但因动手能力太差,一年后,不得不转读其它专业。

“想学文学,但是那时一个很有名的女老师冼玉清,说以我的水平在大学里学文学已经学不到什么了。岭南的经济管理还是比较好的,比较实用,起码将来不会饿死吧。”梁羽生遂转投经济系,并选修中国通史课,由此结识了年方二十七岁的讲师金应熙。

金应熙毕业于香港大学,师从陈寅恪。在岭南大学教书时,他的另一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思想极左,十多年后,新中国“反右运动”期间,他在中山大学校园里张贴大字报,抨击陈寅恪,致师生决裂。

不过,在当时的梁羽生看来,金应熙心地很好,没有架子,平时喜好诗词、象棋,与自己志趣相投。两人年龄仅相差五岁,师生关系之外,更成为生活中的挚友。

“我和他谈武侠小说,比我在课室中听他的课获益还多。”梁羽生由此成为一位武侠迷


金应熙好读武侠小说,尤喜白羽和还珠楼主的作品。1940年代,白羽和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最为流行。白羽是写实派,对人情世故写得颇为透彻;还珠楼主是浪漫派,奇幻仙侠之想象力无人可比。只要二人出了新作,金应熙必定买回细读,并借给同样嗜读武侠的学生共赏。

受其熏陶,梁羽生也开始大量阅读这些原先被排除在自己视野之外的武侠小说,还经常与金应熙谈武论道,谈至废寝忘食。“武侠小说涉及的方面甚多,金应熙在每一方面的知识都足以做我的老师。我和他谈武侠小说,比我在课室中听他的课获益还多。”梁羽生回忆。

除了武侠小说,金应熙也是引领梁羽生接触左翼思想的启蒙老师。岭南大学的学生自治总会办有一份《岭南周报》,1948年,梁羽生任该报总编辑,与金应熙商议后,将编辑方针定为“促使岭南人走出象牙之塔”,活跃校园内的政治气氛。

1949年年初,梁羽生所在的“艺文社”举办晚会,临场加插一曲《我们要渡过长江》。当时,国共双方正在酝酿和谈,共方表示“和谈不成就要渡江”。这首歌触及敏感话题,加之《岭南周报》的政治色彩,梁羽生被列入国民党的缉捕名单。

1949年4月,国共和谈失败,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广州风声鹤唳,各大院校提前放假,遣散学生。当时的蒙山仍由国民党桂系统治,梁羽生因名列黑名单,无法返乡与家人团聚。

于是,二十五岁的他怀揣学校的两封推荐信,南下香港,寻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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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年轻时,梁羽生拜他为师,学习历史,1945年随他前往广州,入读岭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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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应熙喜好诗词、象棋,与梁羽生志趣相投。两人年龄仅相差五岁,师生关系之外,更成为生活中的挚友。

 

从岭南大学到《大公报》,梁羽生深受左派思想熏染,其后创作的武侠小说亦受此影响


1949年7月,经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介绍,梁羽生前往香港《大公报》应聘。笔试内容是翻译新闻稿,一条是中译英,另两条是将路透社与法新社的英文稿译成中文。主考官是与他同龄的查良镛,即后来的金庸,当时的他是《大公报》国际版的翻译。

“主编辑李侠文先生委托我做主考。我觉得文统兄的英文合格,就录取了。没想到他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他的中文好得可以做我老师。”金庸回忆道。

入职后,梁羽生负责翻译国外通讯社发来的英文电讯稿件。《大公报》是早晨出报,新闻编译人员上晚班,工作至凌晨两点才能回家休息,如遇特殊新闻则要等到五六点钟。梁羽生住在报馆附近的宿舍里,在这个仅容得下床和书桌的单人间里,一住就是七年,直到结婚才搬出去。

当年年底,梁羽生由编译组调往副刊科,任副刊编辑,接管“文综”、“学习”等周刊版面。“文综”是文艺综合版面,“学习”即普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大公报》长期以来一直是香港左派报纸的龙头老大,支持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公报》公开宣布:“自本日起,遵令正式实行公元。”报头从昔日的“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改为“公元一九四九年”,并随报赠送新国旗图样一面,彰显拥共爱国立场。

从岭南大学到《大公报》,梁羽生深受左派思想熏染,其后创作的武侠小说往往离不开家国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重集体而轻个人,阶级斗争贯穿其间,也因此受到不少读者的诟病。

父亲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梁羽生深受打击,暮年时的他感慨年轻时太过理想化


入职《大公报》半年,梁羽生在香港安顿下来。1950年年初,他两次返回蒙山,希望接父母去香港同住。但父亲留恋故土,不愿前往。

这一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年底,梁羽生收到家信,称父亲陈品瑞遭诬告被县里收押,罪名是“杀害农协领导人,恶霸一方,勾结日寇、汉奸”。

梁羽生读信大惊,将此事告知报馆。报馆让他以采访的名义,持介绍信回家一趟。梁羽生立刻动身,行至荔浦县,准备乘车回蒙山时,偶遇昔日同学彭荣康。彭荣康深知时局险恶,劝梁羽生不要回去,否则性命难保。他帮忙联络梁羽生的哥哥陈文山前来荔浦,梁羽生将钱物交给兄长,嘱托他代为照顾父亲,黯然离去。

返港后,梁羽生向简又文求助。简又文随即向蒙山寄钱,以图疏通上下,营救旧友,可惜未能成功。

1951年2月,一个周六的下午,文圩区农会派两名民兵到监狱提人,押回文圩以待公审,次日一番批斗后,陈品瑞被拉至附近土坡处决。梁羽生的二哥陈文奇亦遭捕杀。

父亲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令梁羽生深受打击。暮年时的他曾经感慨:“年轻时想得太美了,……实际上,一个社会,即使是最完美的,也有脓疮有血瘤,有丑陋的一面。”

三十多年后,梁羽生的父亲终得平反,恢复名誉。获悉消息后,梁羽生写道:“埋于心中几十年的死结终于解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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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梁羽生进入香港左派报纸《大公报》。左起第二位为梁羽生,第四位为《大公报》总编辑李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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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梁羽生的父亲在这场运动中蒙冤遇难,三十多年后才得以平反。

 

两人对桌办公,谈论最多的是武侠。每天下午,梁羽生都会买回米酒、烧肉,以助谈兴


1950年10月,《大公报》姊妹报《新晚报》创刊,总编辑罗孚将梁羽生和金庸从《大公报》借调过来,分别负责小说版面“天方夜谭”和综合版面“下午茶座”。

梁羽生与金庸对桌办公,两人都很健谈,将对方当成自己的“字纸篓”,“把一箩箩的废话或者不是废话硬倒给他,就好像把废纸或者不是废纸抛掷给‘字纸篓’一样”。

梁羽生去世后,金庸在一篇悼文中追忆当时情形:“这一段时间是我们两人交往最多、关系最密切的时候。我们两人谈得最多的是武侠小说,是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和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我们都认为,文笔当然是白羽好得多,《十二金钱镖》干净利落,人物栩栩如生,对话言如其人;但《蜀山》内容恣肆,作者异想天开,我们谈到绿袍老祖、鸠盘陀等异派人物时,加上自己不少想像,非常合拍。

“同室的陈凡、高学达等诸兄的武侠小说造诣远远不如我们,通常插不上口,听了一会,只好自做工作。那时文统兄每天下午往往去买二两孖蒸、四两烧肉以助谈兴,一边饮酒,一边请我吃肉,兴高采烈。”

1952年10月,应金庸之邀,梁羽生在“下午茶座”上开辟了他的第一个专栏“茶座文谈”。1953年初,金庸被调回《大公报》负责“大公园”,“下午茶座”由梁羽生接管。同年3月,《新晚报》开辟“李夫人信箱”,专为读者解答“恋爱、婚姻、家庭、交友”之类的情感问题,也交由梁羽生主持。

当时的梁羽生以不同笔名,化身多个性格各异的人物,见诸报端——博通文艺、风趣幽默的“冯瑜宁”,谙熟史籍、立场鲜明的“梁慧如”,亲切贤惠、生活经验丰富的“李夫人”——均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这场轰动一时的擂台大战,仅两个回合即草草收场,却意外促成了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


“五十年代,大陆文艺的主流是写实主义,我在‘左报’自是不能不受影响,于是决定走白羽的路子。……白羽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做过苦力、小贩、校对、编辑,故其写世态人情,特别透彻。”梁羽生在散文集《笔花六照》中写道。

旧派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对白羽最为推崇。白羽的代表作《偷拳》,以杨露禅的故事为蓝本。相传“陈氏太极”师徒练拳时,杨露禅经常旁观偷学。陈氏发现后,不仅不责怪他,反而摒弃门户之见,收他为徒。杨露禅后创立“杨氏太极”,收弟子吴全佑。全佑之子吴鉴泉创“吴氏太极”,其子吴公仪赴香港成立分社。

1953年秋,吴公仪公开表示,欢迎各派拳术家与他切磋武学,无论何时何地。港澳本是南拳地盘,“吴氏太极”以北方门派广收门徒,甚至放言挑战,让人不甘。很快,吴公仪收到“白鹤拳”掌门陈克夫的挑战。

1953年年底,两大门派掌门人宣布擂台争胜。时间定于1954年1月17日,因香港禁止公开斗殴,地点移至澳门新花园夜总会池泳广场。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吴公仪与陈克夫国术表演暨红伶义唱筹款大会”。

当时,港澳媒体不断跟踪报道此事,大肆渲染。香港居民争先恐后赶往澳门,十元门票被哄抬至百元一张。比武前夜,由港赴澳的邮轮搭乘1300余人,打破历史记录。比武当天,澳督史伯泰夫妇、“澳门王”何贤等政商名流亲临观战,八和会馆红伶马师曾、红线女等明星义演助兴,各门派武术精英也纷纷前往助阵。

这场震动港澳的擂台大战,最终仅两个回合即草草收场,双方不分胜负。虽然结局有些令人失望,但却意外促成了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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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与金庸对弈围棋。两人在《新晚报》共事期间,关系密切,常常在一起谈论武侠,切磋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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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月,吴公仪与陈克夫擂台比武,轰动一时,最终虽草草收场,却意外促成了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

 

罗孚决定借势推出一部长篇武侠小说,在《新晚报》上连载,这一任务被交给了梁羽生


擂台赛举办当天,《新晚报》发表一篇题为《太极拳一页秘史》的特稿,介绍“吴氏太极”与“杨氏太极”之间的渊源:

“当读者们读到这篇东西的时候,也许正是澳门擂台上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呢!……吴公仪是太极派名手吴全佑的孙儿,吴全佑是得过杨派始祖杨露禅的‘真传’的。杨露禅的许多故事,散见稗官野史、武侠小说,其中有不少神奇传说。”

这篇特稿作者署名“梁羽生”。这也是“梁羽生”这个笔名首次与读者见面。

《新晚报》原本每天下午两三点出版,比武那天,待战果揭晓后又赶印“号外”发售,结果被抢购一空。时任《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决定借势推出一部长篇武侠小说,在报上连载。这一任务被交给了梁羽生。

梁羽生起初很有些顾虑。一方面,他身兼编辑和作者,“李夫人信箱”、“历史新话”等版面已令他有些应接不暇;另一方面,他从未写过小说,第一部小说却要以武侠为题材。当时的香港主流报纸大多拒绝接纳武侠小说,认为其难登大雅之堂。

“初时我一直在推,被罗孚说服之后,也还要求多考虑几天,但第二天预告就见了报,我也就只好‘只酝酿一天’,就如北方俗话说的‘打鸭子上架’了。”梁羽生回忆道。

1954年1月19日,比武结束后的第三天,《新晚报》头版头条宣布将连载武侠小说:

“自吴、陈拳赛以来,港澳人士莫不议论纷纷,街头巷尾,一片拳经。本报为增加读者兴趣,明天起将刊载梁羽生先生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故事紧张异常,敬希读者留意。”

“原打算写完一部就辍笔,但读者反应热烈,报馆不肯放人,就这样连续写了二十多年”


预告刊出后的第二天,1954年1月20日,《龙虎斗京华》如约发表。第一篇“楔子”,梁羽生以长者口吻自述:“笔者虽非武林中人,少年时也曾浪迹江湖,耳闻目睹过一些武林争雄之事,至今垂垂暮矣,回想起来,尚不胜感慨之至。恰好编者要我将耳闻目睹之事,写成一部武侠小说,遂也东施效颦,先填一首‘踏莎行’词以作引子。”

构思故事时,梁羽生思忖良久,决定以义和团事件为背景,因老师简又文是太平天国史专家,对义和团颇有深识,梁羽生试图以武侠小说的形式阐述这段历史,但结果并不令他满意:

“现在看来,这部小说是有失偏颇的,虽然我也谈到了义和团的缺点,但是受到当时大陆‘史论’的影响,毕竟是正面的评价较多,后来我多读了一些义和团的史料,就感到它的不足之处了。”

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梁羽生提及:“1958年间,有左派人士指我对义和团作具体的否定,肯定的部分则空虚无事实。……如果你说义和团对历史影响大,我们可拿它后期的情况来看文革时期红卫兵的行为,因为他们有相似之处,其中一点是‘无理性’。他们都以为自己有理想,其实都做出没有理性的行为。”

《龙虎斗京华》在《新晚报》上连载半年,共192期。在此之前,武侠小说始终为新文学所轻视,地位犹如流浪江湖的艺人,观众虽多,却始终算不得名门正派。《龙虎斗京华》一出,局面为之改变。

“原打算写完一部就辍笔,但读者反应热烈,报馆不肯放人。”梁羽生只好续写姊妹篇《草莽龙蛇传》,从此走上武侠创作的道路。

紧随其后,1955年2月,金庸在《新晚报》上发表武侠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金、梁二人共同扛起“新派武侠小说”之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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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月20日,《龙虎斗京华》在《新晚报》上开始连载,奠定新派武侠之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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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在悉尼病逝,享年八十五岁。次月,《大公报》在香港举办梁羽生追思会。

 

“我本来是从事文史工作的,以偶然的因缘,写上武侠小说,不知不觉,在刀光剑影之中,已是浪费了将近三十年的光阴。”1980年3月,梁羽生叹道。四年后,他宣布“封刀”,退隐江湖。


除武侠小说外,梁羽生还出版过散文集《笔花六照》,编写过联语集《名联观止》,与金庸、陈墨合著过《三剑楼随笔》。可惜,这些文字被他的三十五部武侠小说所淹没。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在澳大利亚悉尼病逝,享年八十五岁。


金庸在《痛悼梁羽生兄》一文中写道:“他写名著《云海玉弓缘》第十二回的回目是:‘太息知交天下少,伤心身世泪痕多。’可见他内心的伤心处还多,只因知交无多,旁人不知罢了。”


(本文选编自:《梁羽生评传》,渠诚,笔名“私家侦探”。)


主笔:大狗(赵廷) 编辑:瓦格雷 设计:蒲云飞 时间:2014-3-22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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